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邀請國立臺灣大學周漾沂特聘教授講授「家庭關係中的正當防衛」新聞稿
家庭，本應是庇護與依靠的所在；然而當親密關係演變為暴力與恐懼，法律所面對的，已不僅是行為本身的評價，更涉及人格尊嚴、家庭倫理與正當防衛界限的深刻思辨。為提升司法同仁對家庭暴力案件及正當防衛法理的掌握，本院於115年8月28日邀請臺灣大學周漾沂特聘教授蒞院，以「家庭關係中的正當防衛」為題進行專題演講，由李文賢院長主持，本院暨轄區地院司法同仁熱烈參與。
李院長致詞時表示，家庭關係中的暴力，往往不是一時衝突，而是長期關係失衡的累積；正當防衛的判斷，不能僅停留於攻防瞬間，更應置於事件發生的整體脈絡中審視。期盼藉由周教授自法哲學視角切入，引導與會同仁從不同層次思考相關法理及其所蘊含的價值思維，兼顧法律適用之一致性與個案裁判之妥適性。
周教授首先說明，正當防衛制度作為刑法阻卻違法事由，其目的在於容許個人於面臨現在不法侵害時，採取必要的防衛行為，以保護自己或他人的權利。依通說見解，正當防衛原則上僅須具備適當性及必要性，無須考慮衡平性。惟現行通說亦認為防衛行為並非毫無限制，在特定情形下仍須受到所謂「社會倫理限制」以符合「合宜性」要求。此一限制之法理基礎何在？長期遭受家暴之被害人是否仍應受此限制，正是本次演講所欲探討的核心問題。
針對既有理論，周教授逐一檢視其論證基礎。其指出，所謂「社會倫理」究竟何以限制法律所保障的正當防衛權，長久以來始終欠缺充分論證。學說雖嘗試從社會倫理法律化、期待可能性、權利濫用禁止、法證實利益降低及最低限度連帶性與體制管轄等角度加以說明，然其理論基礎仍有值得商榷之處。例如，將「家人應互相關懷、忍讓」作為受暴者負有侵害忍受義務，有混淆社會倫理與法律規範之疑慮；期待可能性則產生不法與罪責層次的範疇錯亂；權利濫用理論最終仍回歸衡平性判斷，難以說明真正受暴者何以必須退讓；法證實原則則未先回答何謂合法防衛，即以法秩序效力證成立論，論證難免流於循環。至於德國刑法所稱最低限度連帶性，我國刑法並無相應制度，且不應將道德義務法律化；體制管轄雖提供思考方向，但個人何以應承擔他人風險的「連帶性」，仍有概念證立問題。
有鑑於此，周教授提出以「法權原則」重新建構正當防衛理論。其認為，正當防衛權係植基於人格尊嚴及基本權利，當個人的抽象法權領域遭受不法侵害時，正當防衛權即為回復法權領域之合法反制措施。此一法權原則，不僅融貫個人保護原則與法證實原則，有權利即為合法，體現「合法無須對不法讓步」之基本態度。
周教授並引用黑格爾法哲學，說明法概念的運動歷經「抽象法權」（個人為享有權利之法主體）、「道德性」（分殊化為具體、特定之自我）至「倫理性」（進入社會互動脈絡成為體制性之社會法權主體）三個環節，家庭作為以「愛」為基礎的倫理實體，建構了成員間的「局部連帶性」，當個人進入家庭享受情感與資源時，其抽象法權必須在「維持家庭存續與功能之必要成本」範圍內受到適度限縮。然而，抽象法權對於倫理性仍具有批判性潛能，當家庭體制的運作過度壓縮或摧毀抽象法權時，則必須接受抽象法權的反抗。
就家暴案件的適用而言，周教授進一步指出，若家庭功能完備且符合「理念型」，家庭成員間如僅屬輕度或中度之不法侵害，基於家庭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局部連帶性，防衛者應採取階段式防衛，即優先採取退讓、防禦或侵害較小之防衛方式，僅於其他手段不足時，始得逐步提高防衛強度。惟當遭遇殺人、重傷、重大性侵害等重大暴力，或長期暴力已根本否定受暴者抽象法權地位，致家庭體制失其存立基礎，此時受暴者不再受家庭關係中的防衛權限制，得依一般人際正當防衛規則，直接給予必要反擊。
課程尾聲，周教授就與會人員所關切的冷暴力定位、家庭邊界判斷、現在不法侵害之認定及家暴舉證黑數等實務問題，回應現場提問並與同仁深入交流。最後強調，家庭關係中的正當防衛不能一概而論，解決個案特殊處境亦不應以扭曲法理體系為代價，而應探究家庭衝突背後的事實關係脈絡，於犯罪階層體系中尋求適切的評價位置，使個案正義與法理體系得以兼顧，並期透過理論與實務的持續對話，協助司法裁判在情、理、法之間尋求妥適衡平，讓法律的理性與人性的溫度相互輝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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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布日期 : 115-08-31
- 發布單位 : 臺灣高等法院臺南分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