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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務與學術交流

最高法院刑事研討會 探討國民法官法死刑案件量刑基準

    【本刊訊】最高法院11月1日舉辦111年度第1次刑事學術研討會,邀請最高檢察署朱朝亮檢察官、臺高院呂煜仁法官、法律扶助基金會李艾倫律師、臺大法學院謝煜偉教授報告「死刑案件量刑基準—以國民法官法第5條第1項第2款案件為例」。

    最高法院吳燦院長於引言時表示,國民法官法第5條第1項第2款規定「故意犯罪因而發生死亡結果者」之案件,將於112年1月1日新制施行後,應行國民參與審判。檢察官如求處死刑時,其於程序上應具備之正當程序與實體上應認定之標準,對於首次坐上法檯之國民法官,如何在選擇死刑或迴避死刑之間作出評決,值得觀察。

    呂法官首先從美國聯邦刑事案件量刑法制改革切入,藉由聯邦歷年宣告死刑案件數量、待執行死刑案件,與各州就殺害未成年人之加重量刑因子比較之統計數據,併同數件重要案例及南卡羅萊納州的州法為例,說明美國死刑案件量刑之實務發展、加重因子制定標準,以及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就量刑程序可靠性及量刑因子之違憲審查標準。再從被害人地位、定執行刑,說明比較法制上之難題。最後解說國民法官法與死刑量刑程序之問題,包括上訴審量刑審查標準、上訴審量刑審查、死刑量刑調查程序、於法定刑有死刑宣告時是否進行教化可能性之心理衡鑑、可否假釋,或有無特赦可能性可否作為量刑因子等問題,並提出其看法。

    朱檢察官則從量刑法則及我國死刑量刑基準與正當法律程序,探討建立量刑法則應考量制度、實體、程序及政策面等4面向,並認為制度面之法官量刑職權宜採適用量刑論;程序面之量刑調查程序宜採美國之當事人進行主義,使舉證責任分配明確,並兼顧報應刑及預防刑之刑事政策;政策面應採3階段之量刑評價方式,避免法官因民粹輿論從重量刑,漏未審酌有利被告之預防責任減輕事由,致量刑過苛。另從我國死刑量刑之憲法問題、量刑法則問題、量刑基準問題及正當法律程序,探討我國應如何建立「至惡中最惡」之死刑科刑基準,以及死刑量刑之「超級正當法律程序」。同時建議參考美國聯邦死刑量刑準則、麻州死刑諮詢委員會及日本等國法制,重建我國死刑量刑法則與更嚴謹的死刑正當法律程序。

    李律師從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判決所建立之量刑基準談起,認為在判處死刑時須是「最嚴重之罪行」,並從第36號一般性意見指出,「情節最重大之罪」須嚴格解讀,限「直接故意殺人」,且情節於審酌刑法第57條第1、2、3、7、9款後,須屬最極端嚴重之行為始屬之。另亦須無相關公約之死刑迴避事由,如心智障礙、兒童最佳利益或違反公平審判等;且應考量其他減輕因子,審酌第57條第4、5、6、10款及本文之其他一切情狀,並由專業團隊作量刑前調查或鑑定評估。最後基於死刑的不可回復性,應作為最後手段,在行為人尚有更生改善可能時應選擇其他侵害較小之刑罰。同時說明在國民法官新制下死刑量刑可能面臨的挑戰,並建議檢方應於起訴時具體表明是否求處死刑,保障被告之防禦權及避免程序勞費;罪責與量刑程序二分,國民法官應於罪責辯論後先為評議,再進行量刑之調查、辯論及評議;量刑資料與相關鑑定應於準備程序時完備,以平衡檢辯雙方舉證能力之落差;應使國民法官確切瞭解死刑量刑程序及實體之特殊要求等。

    謝教授則從第36號一般性意見談死刑案件量刑基準,在該意見確立死刑判斷順序後,最高法院判決採「二階段量刑框架」,先審查犯罪情狀是否屬「情節最重大之罪」,劃定是否適用死刑,再綜合考量行為人之「一般情狀」,如生活狀況、品行、精神障礙、更生改善可能等有無可減輕之因素。其雖肯認最高法院所採方式,惟仍認為應採「三階段量刑框架」,在可責性之判斷作更細的考量。至「情節最嚴重罪刑之判定」,因難以劃定情節最嚴重之罪,且我國實務採取之「單向反面排除法」,不但可避免特定個別因素過大評價之危險,也能有效排除非屬情節最嚴重的情形,值得肯定。另進一步討論其他有關犯罪情節加重因素的考慮,認為僅在二犯罪之間有目的手段或動機之間的關連性時,始可列入犯罪情節加重之考量。最後亦表示,以嚴謹量刑限縮死刑之適用,應為審檢辯學共認的前提,於此基礎上,在國民法官審判時代也可對死刑作更限縮的判斷。

    最後綜合討論,與會法官踴躍提出各自理念與觀點,經由相互對話及激盪,期能找出嚴謹且切合刑罰目的的死刑量刑基準,兼顧量刑公平性及個案妥適性。

    • 發布日期 : 111-11-04
    • 更新日期 : 111-11-04
    • 發布單位 : 參事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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