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高院舉辦105年度第2次一、二審具參考價值裁判評析
【本刊訊】臺灣高等法院為提供法官辦案參考,增進裁判品質,於9月23日與台灣法學雜誌合作舉辦「105年度第2次實務與學術對話系列活動-臺高院及所屬法院具參考價值裁判評析」計4場次,邀請學者評析並與法官對談,刑事類由石木欽院長主持,民事類由彭昭芬庭長主持。
第1場邀政治大學姜世明教授評析臺高院94年度上易字第243號民事判決,由承辦之魏大喨法官(現調任最高法院)與談。姜教授以「私人密錄對話相關證據之可利用性」為題,評述本件爭點為侵害配偶權損害賠償之訴中之錄影光碟能否利用與應考量因素,以及證據禁止、得利用、利益權衡論等不同學說理論與實務見解。基本上姜教授肯認依利益權衡,並兼顧比例原則下為審查與確認,惟如發現取得行為有正當防衛等阻卻違法事由,仍得正當化該證據之可利用性。雖德國對於竊聽及竊錄等證據,因聯邦憲法法院見解認其侵害一般人格發展自由,德國學說及實務在2002年以後多傾向否定該等證據之可利用性。姜教授則認為須區分對話內容係隱私或財產性,對於前者應禁止利用。魏法官認為,我國民事訴訟法係採自由心證主義,容許法官斟酌一切證據方法,對於違法取據之證據能力,須就具體個案為法益權衡,亦即須視該違法行為有無值得保護之利益或權利而定。本案例為隱私權與訴訟權法益之衝突,經具體個案法益權衡及比例原則檢驗,雖有侵害他人之隱私,但其非直接將攝影機置入或以身體侵入方式,係選擇最少侵害方法,且符合必要性原則,應無排除證據能力之必要。
第2場邀臺灣大學詹森林院長評析臺高院102年度上易字第1048號民事判決,由承辦之陳婷玉法官與談。詹教授以「相鄰停車位買賣之物之瑕疵擔保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之規範功能」為題,說明買賣物之瑕疵類型分為效用之瑕疵、價值之瑕疵及品質之瑕疵,並舉多則最高法院相關裁判為例分述。次說明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分類、效力與規範依據;並指出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具有提供不確定法律概念具體化之標準,及彌補法官非法律專業知識不足之功能,最高法院許多裁判已肯認其拘束力。行政機關公告之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已充分考量相關交易之所有可能爭議,斟酌兩造利害關係後詳為規定,俾保護經濟上、法律上,資訊上處於弱勢之消費者。其次,免除或限制出賣人關於權利或物之瑕疵擔保特約,若屬消費性定型化契約條款者,消費者保護法第11條至第17條等規定應優先於民法第366條而適用;若屬非消費性者,民法第247條之1規定亦應優先於同法第366條而適用。易言之,出賣人以定型化契約條款,免除或限制其物之瑕疵擔保義務者,縱無出賣人故意不告知瑕疵之情形,該特約並非即為有效,仍應符合上開消保法及民法規定。陳法官認為,建築房屋所應適用之建築技術規則,以取得建造執照時之規定為準,不得執其後修正之新規定,而謂原設計與法有違。系爭車位減少寬度之誤差值雖未逾雙方買賣約定,但已逾締約時內政部公告之「預售屋買賣定型化契約應記載事項」所定之誤差值,自非符合約定之規格。而汽車停放於停車位時,如駕駛人僅能從副駕駛座上、下車,或車頭必須超出停車位格線停放,不惟通常效用減少,經濟價值亦因此減低,堪認該停車位具有物之瑕疵。
第3場邀臺灣大學薛智仁助理教授評析臺高院104年度上訴字第1553號刑事判決,有關誘捕偵查之警員片面指證之證據評價問題,由承辦之許辰舟法官與談。薛助理教授說明促成性交易罪之犯罪結構及實務概況、限縮適用必要性、限縮標準之正當性及理由,司法警察作證適用補強法則有無正當性及必要性。雖肯認判決結果,但認為促成性交易罪(刑法第231條第1項)之適用範圍,應朝保護性工作者自主權之方向限縮。最高法院要求行為人之獲利來源係接受性服務之人(即所謂外部關係),已經含有保護性工作者自主權之思想,但標準過於僵化。其次,超法規補強法則(類推適用刑事訴訟法第156條第2項)不應存在,因該條項僅將補強法則適用於被告或共犯自白,不包括其他證言在內,並非違反規範計畫之法律漏洞,欠缺類推適用的方法論前提。最高法院選定之證言虛偽的危險因素,亦是出於恣意決定,其適用範圍將無從節制,不當限制法官自由心證的空間。替代方案應是,具體審查法官引用證言為有罪判決根據,在個案中是否違反職權調查義務或判決不附理由或理由矛盾。許法官贊同促成性交易罪之要件採限縮解釋,刑法第231條第1項規範範圍及意旨,應與人口販運防制法第31條、刑法第231條之1等人口販運罪進行體系性觀察。關於司法續造超法規補強法則,憲法並未禁止,且共犯證人適用補強法則之規定,既有相當之實證基礎,其他具有相同實務或實證基礎之可疑證言,當具有類推之正當性。
第4場次邀臺北大學林超駿院長評析臺高院104年度聲字第4114號聲請免除繼續執行強制工作及103年度抗字第916號假釋撤銷聲明異議刑事裁定,由承辦之吳祚丞法官及陳世宗審判長與談。關於前者,林教授認為,部分刑法總則規定之保安處分,於其他法律亦有規範,其本身就是某種非刑事人身自由限制類型,如第87條之監護處分,是否因規定於刑法中,便當然喪失其原有之民事或行政事件屬性;且刑總規定之保安處分類型,均寓有教化之意,雖限制人身自由,但是否得純然以限制或侵害被告之基本權利視之,均值得深入探討。關於後者,林教授肯定該裁定補充釋字第681號解釋未處理之問題,另認為提審與聲明異議之救濟程序競合時,因聲明異議發動比提審程序慢,故提審程序得予先行。且本案假釋撤銷之事由複雜、涉及長期人身自由限制,為檢討我國提審法之絕佳案例。吳法官認為刑前強制工作,依刑法第90條第2項規定得免除繼續執行,依刑法第92條第1項規定得以保護管束代之;但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第3條第3項規定之刑後強制工作,依同條第4、5項規定,僅得聲請法院免其執行或執行滿1年6月後免予繼續執行,並未規定得以保護管束代之。因此該刑後強制工作,並無直接或類推適用刑法第92條第1項得以保護管束代之規定之餘地。陳審判長認為,依現行法規定,檢察官聲請撤銷保護管束前,受刑人均無程序參與之權限,須等法務部撤銷其假釋,發交檢察官指揮執行殘刑時,始得知假釋已被撤銷,訴訟權保障尚非周全。認刑事訴訟法第484條規定之「檢察官執行之指揮」,不應侷限於核發指揮書之情形,應包括檢察官執行傳票通知受假釋人到案之情形,且為確保受假釋人得及時有效行使救濟權,於檢察官通知原執行監獄典獄長報請撤銷假釋同時,若即副知受假釋人,將更能落實釋字第681號解釋之意旨。
- 發布日期 : 105-09-30
- 更新日期 : 109-11-18
- 發布單位 : 參事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