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煜偉副教授談科刑資料調查及抽象公共危險犯
【本刊花蓮訊】為提升審判品質及效能,花蓮地院日前邀請臺灣大學謝煜偉副教授主講「論科刑資料之調查」及「淺談抽象公共危險犯:以飲酒駕車罪為例」,除花蓮地院法官、同仁外,花蓮高分院同仁、花蓮律師公會律師亦躍踴出席。
花院劉嶽承院長致詞表示,刑事判決包含事實認定、證據調查及論罪科刑3個主軸,科刑資料的調查,更是審判實務上應特別審酌的部分,期待藉由謝副教授的研究心得分享,有助實務工作。
謝副教授逐一說明科刑事實的範圍與認定上的特殊性、科刑事實之舉證責任、科刑事實的證明與調查方法、科刑事實的心證程度等主題,並分析相關學說與多件裁判見解。對於現行被告科刑事實之調查,係於被告被訴事實訊問後為之,應否導入「定罪與量刑程序二分論」,謝副教授認為,採二分論的重點不是在於法院偏見之避免,而是在於如何強化辯護權的保障,且能更充分的進行量刑事實的調查與辯論,讓刑罰個別化要求得以實踐;刑事訴訟法第289條關於科刑辯論之修法,在未導入程序二分論前是否妥適,及被害人或其家屬的意見陳述之定性等,均應進一步討論。謝副教授也提醒,量刑時應帶有刑事學思維,重視刑罰個別化原則。
謝副教授接著說明抽象公共危險犯議題。謝副教授先解釋實害犯與危險犯的區別,以及具體危險犯與抽象危險犯的定義與理論,並以飲酒駕車罪為例說明。謝副教授認為,當條文中未要求被害客體需要進入影響領域(某行為所造成之射程範圍),也不要求時間上的急迫性(可能發生實害結果的時間緊迫),仍然可以成立犯罪既遂的時候,就稱之為「抽象危險犯」。換言之,抽象危險犯無法以正面表列表示,只能以負面表列來解釋;且抽象危險犯的立法模式,除了危險防禦的功能外,也有證明的功能,亦即解決因果關係證明困難的問題,例如職災、公害、環境犯罪等,很難證明危險行為與實害結果間之因果關係,此時就以抽象危險犯的立法模式來解決。
謝副教授指出,公共危險犯中如刑法第185條之3不能安全駕駛罪所要保護的法益乃是道路使用者潛在的死傷危險性,而非交通秩序的維護。102年修法前的最高法院98年度台非字第15號認定:「酒測數值之高低,僅是證明能否安全駕駛之證據方法之一,並非絕對且唯一之證據」;而現行條文卻直接將吐氣所含酒精濃度達每公升0.25毫克或血液中酒精濃度達百分之0.05以上設定為危險、違法行為,似有欠缺實質不法內涵之疑慮。
謝副教授博引國內外的學說理論及實務案例,內容詳細豐富、條理清晰,與會人員均感獲益良多。
- 發布日期 : 106-03-03
- 更新日期 : 109-09-04
- 發布單位 : 參事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