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森林前大法官談憲法基本權及基本原則在民事裁判的實踐
【本刊高雄訊】為強化民事審判中對憲法基本權與憲法基本原則之理解與運用,高雄高分院日前邀請詹森林前大法官以「民事裁判的憲法意識-憲法基本權及基本原則在民事裁判的實踐」為題,分享其深厚的憲法學理與實務經驗。
詹前大法官首先透過大法官解釋、憲法法庭判決關於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名譽權、財產權等議題,以近期法院判決為例,解析法院如何在個案中權衡私法自治與憲法保障,強調民事裁判並非僅為當事人私人間法律關係之調整工具,更承擔保障憲法基本權的實踐任務。特別是涉及人格權、財產權、契約自由等私法爭訟中,法院應審慎考量基本權之可能適用,並結合憲法比例原則、平等原則、法律保留原則等基本原則,適當調整傳統法律適用之方式,以實踐憲法精神。
詹前大法官接著援引多則民事法院判決,說明我國憲法與民事法學理通說多採間接效力,憲法雖非直接作為私人權利義務關係之法源,然可透過民事法之概括條款及不確定法律概念發揮其規範功能,因此在多數民事爭訟中,常可透過民事法律適用完成基本權保障,無須直接訴諸憲法。以113年憲裁字第10號裁定為例,遺屬主張不表意自由之人格權與追思權遭受侵害,憲法法庭認為民事審判法院所為之判斷係依據非婚生子女主張之請求權基礎,本於法律所賦予之職權,就原告主張是否合於民法第184條第1項後段、第195條第1項等規定之要件,並無涉牴觸憲法之處,憲法審查後為不受理。
關於登報公開道歉方式,詹前大法官說明,依111年憲判字第2號判決,民法第195條第1項後段之「適當處分」,不包括法院以判決命加害人道歉之情形。而112年憲判字第4號判決則認定民法第1052條第2項但書限制有責配偶訴請離婚,原則上不違憲;惟例外導致個案顯然過苛時,仍違反憲法對婚姻自由的保障,責令相關機關應修法調整。在定型化契約條款之合憲性問題上,如約定之條款違反誠信原則或顯失公平,雖仍可能涉及對契約自由之不當限制,惟無涉憲法重大價值時,仍應尊重民事法院之判斷,維持私法自治之基本精神,以確保契約自由不被濫用,及維護市場交易的公平性。
再者,關於民事裁判引用憲法規定或基本原則必要性之再思量,詹前大法官指出若以高雄氣爆、拆屋還地與隱私侵害等實務事件為觀察,倘民事法律已有足資解決財產權、隱私權之規範,諸如民法第184條、第195條、第765條、第767條及消費者保護法等規定,即無須訴諸憲法第15條財產權、第22條基本人權保障。此始有助於鞏固憲法與民法各自角色,穩定憲民關係之穩定架構,展現法秩序整體運作之安定性。
詹前大法官亦詳析司法院釋字第791號解釋後,涉及性自主權保障與婚姻忠誠義務之衡平問題,雖然通姦不再構成刑事責任,但在民事領域,配偶仍可依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損害賠償。民事裁判除於實體面需關注行為是否違反婚姻義務外,程序面更應審酌證據取得是否合乎比例原則。證據取得與隱私權之間的衝突,是司法實務中經常面臨的挑戰,例如被害配偶為了舉證,遠距偷拍、查閱手機、破門而入等行為,須就其目的、必要性與手段侵害程度進行個案判斷,審查是否超出比例原則。詹前大法官強調於民事訴訟程序中,當事人係居於對等地位,證據能力之審查應採較刑事訴訟為寬鬆之態度,如借名登記契約、傳聞證據等情形,法院仍可依自由心證審酌其證明力,不應過度形式主義排除證據,否則將損及訴訟實體正義。如何在保障隱私與發現真實之間取得平衡,將是未來裁判實務中持續關注的課題。
另外,近期受矚目的詐騙事件中,犯罪集團常利用複雜的金流手法,讓受害者難以追回損失。詹前大法官以不當得利多角關係及指示給付進行說明,若領取人與詐騙者之間不存在對價關係,領取人常以此作為抗辯,主張無需返還款項。然而,近期實務判決顯示,若領取人無正當利益存在,受害者仍可向其請求不當得利返還。詹前大法官指出,提供帳戶供他人使用,可能間接助長詐騙行為,即使帳戶持有人未直接參與詐騙,但其行為已促成詐騙的完成,若領取人與詐騙者間無正當對價關係,仍應承擔不當得利返還責任,以確保受害人得以獲得救濟,避免詐騙風險外部化於無辜第三人。
詹前大法官最後勉勵與會人員,於民事審判中以憲法為核心思維,強化說理內容之憲法意識,不僅有助於具體案件中之公平正義實現,亦能強化人民對司法制度之信賴。
- 發布日期 : 114-05-02
- 更新日期 : 114-05-02
- 發布單位 : 參事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