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院等合辦兒少表意權國際研討會 交流多國制度與實務

【本刊臺北訊】臺北地院於9月11日與兒童福利聯盟、政治大學民事法中心共同舉辦「兒少表意權國際研討會」,由林俊益前大法官、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李昆霖副廳長分別主持,北院王梅英院長及兒福聯盟林志嘉董事長致詞,邀請澳洲、日本、德國、荷蘭的實務專家、學者擔任主講人,以視訊連線、現場同步口譯方式進行。
第1場次 由澳洲聯邦巡迴家事法院Bruce Smith法官以「澳洲實踐履行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為題,論述澳洲關於兒少表意的實踐履行方式偏好採用「間接」表意,而非由兒童在法庭上作證或與法官交談等直接方式以確定兒童之意見。法院透過委派「法院兒童專家」理解並評估兒童觀點,或命令「獨立兒童律師」基於兒童最佳利益形成獨立意見。「法院兒童專家」具有心理學或社會工作的資格,根據兒童的年齡、成熟度和發展程度或任何其他特質,協助法院瞭解兒童的整體狀況。「獨立兒童律師」乃基於法院之命令委任而獨立代表兒童,根據兒童最佳利益形成獨立的觀點,並非兒童的律師或法定代理人。澳洲長期研究顯示,兒童在許多情況下非常希望得到傾聽,但接觸及曝露於父母衝突的過程中,特別是法庭訴訟的過程中,反而可能對其造成極大的傷害。因此,兒童的意見對於確認最佳利益雖相當重要,但擔心訴訟過程對兒童造成的傷害可能大於獲得的利益,所以實務上兒童幾乎不會與法官對話。
第2場次 由海牙國際法學會副主席、日本京都大學西谷祐子教授主講「家事案件中兒童的心聲-日本觀點」,就憲法法庭111憲判字第8號之個案應如何適用1980年兒童擄拐公約、1996年兒童保護公約進行討論。西谷教授首先指出該案涉及涉外管轄之「繼續性原則」(近似原狀原則),應採「混合模式」確立兒童慣常居住地,亦即著重於兒童實際和融入狀況同時考量父母的意圖,包括評估就學狀況、停留時間、規律、條件或家庭搬遷至該地的原因及父母有無事先約定等因素。該案尚應注意涉及到第2次誘拐的情形及我國非公約締約國,將無法適用公約之具體返還程序,是否會造成不公平的潛在風險。至於表意權之保障部分,在日本涉訟的親權事件,法官不會直接聽取兒童的意見,訪談兒童的任務由具兒童專業知識的家事調查官負責,此種方法被認為比法官直接聽取孩子意見更具有效益。
第3場次 由德國梅茵茲大學Andreas Roth教授主講「德國家事程序中的兒童聽審」,其表示依德國家事事件法第159條第1項明定,法院必須對兒童親自聽審,獲取該兒童個人之印象。法院於審理涉及親權酌定、人身照護或會面交往事件,兒童明顯處於可以表達其意願的狀態,而該事項對於判決有重要意義時,該兒童應被聽審。聯邦最高法院基本上認為,對於6歲兒童之聽審是有其意義及價值的,實務判決甚至考慮將年齡降至3歲,所著重者並非兒童的感知理解,而是重視兒童之感受。當兒童欠缺語言表達能力時,亦可由兒童的行為舉止反推出他的希望以及與雙親之間的連繫狀態。二審進行聽審時,應考量是否兒童僅由受命法官或由合議庭全體進行聽審。一旦聽審被視為必要卻欠缺時,即存在重大的程序違誤,案件進到上訴審即便沒有正式異議,也將因此導致撤銷發回原審。
第4場次 由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Jaap Doek教授主講「兒童在家事事件中表達意見的權利為題」,指出兒童權利公約第12條第2項提及應賦予兒童能夠形成本身意見之機會,其方式可以直接提出或由適當機構提出。兒童權利公約委員會認為,每個兒童不論年齡,都有能力形成本身的意見,然而,就兒童意見之影響評估,應根據兒童之年齡及成熟度給予適當權衡。倘以法律訂定「兒童在離婚或影響自身之訴訟中,出庭直接陳述意見的最低年齡」的優點,是法官僅須為該年齡以上兒童提供發表意見之機會,而無須對該兒童之能力進行個別評估。荷蘭訂立兒童直接表意之最低年齡為12歲,目前正在討論將年齡降至8歲。在荷蘭,兒童無出庭接受法官聽證之義務,但歡迎兒童提出意見。離異父母的律師會提出1份兒童聲明告知法院該兒童是否同意父母關於扶養、監護及其他安排之決定;縱使有這樣的聲明,兒童仍有接受法官聽證之機會,目的是確認孩子是否在不適當之壓迫下做出之聲明。法院可依父母、12歲以上兒童之請求或依職權指定1名律師、心理學家或社工擔任「特別監護人」,支持孩子形成及表達其意見,特別監護人在與兒童會談後,向法院報告其認為最符合兒童最大利益之事項並提出建議。
最後的綜合座談由李昆霖副廳長主持,與談人鄧學仁教授、戴瑀如教授分別從比較法觀點,整理多國兒童表意制度之異同供參。賴月蜜教授則以自身程序監理人經驗為例,提出對我國兒童表意制度規範之相關意見。
- 發布日期 : 113-09-20
- 更新日期 : 113-09-20
- 發布單位 : 參事室
